艾滋病入侵中国腹地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艾滋病现状

艾滋病入侵中国腹地

〖大官最后的日子〗
　　虚弱的大官淡淡地靠在木门边，望着黄昏时渐渐暗下去的院子。院子里有颓败了的
猪圈，有搁置已久的农具和满地的玉米棒子。晚归的鸡伸长了脖子在地上寂寞地走过。
　　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大官不敢走出家门，去看看他曾经耕种过的田野，看看那个零
乱污浊然而被绿树围绕的水潭，还有从村里的小路上走过的老人和小孩。
　　他身后的门框上是一幅残缺的对联，对联的横批写着：美满幸福。
　　大官“美满幸福”的家包括他的妻子和一儿一女，还有的就是那褪了色的砖房和屋
里的一架黑白小电视。
　　“已经有半个月没给他吃药了。”大官也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妻子说起来就发愁，
“家里没钱，再说，医生一听说你得的是这个病，连看都不给看，叫你赶紧走。到医院
去只敢说是感冒了，开点发烧药。现在，连发烧药也买不起，随他去吧，反正也不管
用。”
　　大官一家的生活，从91年到96年靠卖血，96年以后靠卖豆腐，从今年年初，大官发
病以后，没人再敢买他做的豆腐，一家人就靠借钱过日子。
　　大官被这个村子遗弃了，被还活着和看上去还健康的村民们遗弃了。他的妻子说：
人家在路上看到他，就用手捂着鼻子，有的小孩害怕了，就大声哭叫。将来，他死了，
还不知有没有人肯来埋他？上个月，想送他到医院，踩三轮车的人怎么都不肯来，给多
少钱都不来。
　　“村里种的西瓜卖不出去，粮食也很久没有人来收了。”大官的妻子说。
　　6年前，艾滋病已经在河南被发现，到现在，6年过去了，这个村子还没有等来一个
政府官员或者是医疗人员，位于一公里之外的人民医院也没有教会村民蚊子是否会传染
艾滋病。
　　小村里，这一年来已经死了二十多位青壮年。早先死去的那些人并不知道为什么死
去。那时候，这种病在村里被称为“怪病”或者是“无名热”。村里的人们到今年才知
道这叫“艾滋病”。
　　而等待死亡的大官小声而怯懦地问：跟孩子一桌吃饭会不会传给他？
　　大官已经数不清他卖过几次血，他一共有三本《供血证》，分别用三个不同的名
字，为的是能一天多卖。“父亲得肺病的那年，赶得早的话，一天就跑三个地方，带着
孩子他妈。”大官说。
　　大官的《供血证》是红色的，像政府部门用的奖励证书，封面印着：卫生部监制。
里面的签发单位处盖着红印章，红印章的字迹是：睢县红十字血站。大官卖过血的地
方有：XX人民医院，XX防疫站，XX县医院，XX市医院……。
　　大官每次卖血得40块钱，血站的人从他的身上抽走800CC，通过分浆机将血浆分离
出来，剩下的红细胞又回输给他，这回输的血就带着病毒流进他的血管里，当然，也流
进其他卖血人的血管里。
　　在只剩下回忆的生活里，大官还依稀记得那些阳光明媚的早晨。他说：太阳一出
来，我们就动身，马路上都是人，本村的也有，外村的也有，都到马路上去等班车，去
晚了就挤不上。
　　那条两旁布满防风林的马路通向外面的世界，通向更大的城市，通向商丘，开封，
郑州。那也是一条通向富裕生活的道路，那几年，那个县城的宣传口号是：要致富，
“献”血去。
　　比起大官，妻子的回忆令人心酸，她说：婆婆死的时候，没有钱办丧事，他们几个
兄弟就赶去开封卖血，连出嫁了的姐姐也帮着去卖，他们现在查出来都有病。
　　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已经没有了眼泪，就像断流了的母亲河？从什么时候开始，
人们的心灵已经疲惫而且荒芜如沙漠？仿佛再也盼不到一滴雨水，只求在更广阔的沙漠
里死去，就像已经干涸了的河床，年复一年，它所能期望的除了上天还是上天。
　　天晚了，大官的孩子还没有回来，妻子把他送到很远的学校去读书。“原来是在村
里读的，听说他爸爸得病了，老师就不让他再去，邻村的学校知道的也不收，只好把他
送远点，那里没人知道。”大官的妻子只剩下忧愁。“将来他长大了，娶媳妇都难。现
在，谁家得这个病都不敢往外说。”
　　就在大官家院墙外的那个幼儿园，已经有五位孩子被赶回家了。从北京读书回来，
想为家乡的教育做点事的园长底华内疚地说：我也没有办法，其他的家长有意见，我留
他们，这个幼儿园就办不下去。我也同情他们，他们的父母到我跟前来哭：我们已经得
病了，都要死了，就指望孩子能读点书，将来能混口饭吃。可是，我也没有办法。
　　大官已经时日无多，他已经有了晚期的症状，在他死之前，这个世界对他已经关闭
了。在灯光下，在他能去的屋子里，大官安静地坐在床边，一个人偷偷地翻起高耀洁编
写的那本《艾滋病/性病的防治》。也许，他想从那里找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声音
和这个世界所能给予他的最后的关心和安慰。——高耀洁是一名郑州的退休老医生，她
于五年前发现了河南农村的艾滋病，她多年来帮助那些无助的病人，她用今年获得的国
际上用来奖励那些对艾滋病工作贡献杰出者的奖金出版了十二万册她编写的《艾滋病/
性病的防治》，全部免费赠阅。
　　半个月后，我给东关村的大官打去电话。他的精神仿佛比我见他的时候好，他在电
话里感谢我给他带的书和药。我告诉他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有什么能帮上的，尽管
说。一直很平静的大官突然在电话里哭了，他说：兄弟，你看我还能活吗？这病还能治
好吗？他姐姐抢过电话说：兄弟，你有文化，帮我们打听打听，有什么药能治啊？我们
家兄弟姐妹几个哪怕能活一个也好，要不这一家可咋办啊？要是能有那么一天，我一定
去给你磕头。
　　大官最后对我说的话平静而且黯淡：你看，我们都这样了，还有人会管我们吗？将
来我们的孩子还能有出路吗？
　　〖孤儿建龙〗
　　9岁的建龙不久前刚刚被改了名字，他现在叫“建设”。原因是村里的人都认为他
名字中的“龙”字是条毒龙，将他的父母都克死了。
　　建龙的父亲死于去年年底，母亲在今年的五月初也死了。
　　当小建龙的母亲被埋葬之后，他就成为村里众多的孤儿之一。他现在独自一人跟着
爷爷和奶奶过。
　　“当初想来想去没有办法，我们去打听哪儿有孤儿院，想送他去，那里好歹有口饭
吃，他死活也不肯去，看他哭得可怜，我们也不忍心……。”奶奶一说话就用多皱的手
捂住了双眼。
　　建龙正当壮年的父母并不是被他克死的。这一点，所有的村里人都明白。在村里，
还有许许多多名字里没有“龙”的孩子也成为或者即将成为像建龙一样的孤儿。
　　从去年开始，他们的父母都陆续死于对于他们来说并不熟悉的“艾滋病”。
　　这个离开封市不到40公里的村庄就是王茂生（系化名）1961年从部队转业时为了响
应“建设共产主义新农村”的号召而回到的屈楼村。在那里，有点文化的王茂生一直都
认为他有责任带领村民走出困境。
　　当年他转业的时候，“原本可以留在城市里，做一名干部，吃国家粮。”后来，他
“发现农村苦，就自己要求回来了”。他一遍又一遍地说“毛主席不是教导过我们：到
最困难的地方去？” 当年“最困难的地方”如今也还是个最困难的地方。在这个主要
靠种植小麦和玉米的村庄里，人均只有一亩二分地。王茂生坐在他既是厅堂也是睡房也
是粮仓的平房里说：地少，土质也不好，如果种小麦，亩产只有500斤，每斤卖0.5元，
收成就是250元，玉米的亩产是600斤，每斤也卖0.5元，也有300多块的收入，这一亩地
一年下来也就收个五百多块钱。每人每年除了交240斤的公粮外，还得交其他的费用，
像今年，村里集资修路，每人又交了170元，这样下来，每人每年也就得个两百多块
钱。”
　　贫穷使村民低下了头，贫穷使一向传统的人们也纷纷地伸出胳膊，不论男人也好，
女人也好，从91年开始到96年，村里“除了老人和小孩，年轻人95%都去卖血。”王茂
生淡淡地说着，“不卖血，连买种子，买化肥，买水浇地的钱都没有。”
　　二儿子刚刚死去七天的王茂生，还剩下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然而，他说：除了大
女儿在县里上班，没有卖过血，其他的孩子那几年也都跟着去卖血。
　　而这些活着的儿女们都跟刚刚死去的老二一样，各有两个孩子。
　　二媳妇刚刚到坟地里哭了一场，被婆婆拖了回来。王茂生劝她说：“你就想宽一
点，看看孩子吧，还有孩子呢。”34岁的安小凤没有回答公公的话，她默默地走到煤炉
边去生火，给刚刚放学回来的儿子盼盼做午饭。她心里也明白，当年，她也跟着丈夫一
起去卖血。她说：大家都去卖，电视，报纸上都说“献”血光荣，对身体也好，还能致
富，哪知道就得上这个病。
　　生命和死亡似乎还有另外一种诠释，在贫瘠无望的村庄里，或许人们也只是不得不
接受这另一种诠释，另一种命运。
　　小“建龙”是死去的爸爸和妈妈留给老俩口的唯一的纪念，是他们从昏花的双眼里
还能望到的一点微弱之光，那也许就是全部的未来，如果生活本身还没有成为一种负担
的话。
　　死去的父母留下的还有院子里只剩下断壁残垣的猪圈。当年，他们也曾满怀希望，
后来，养猪养赔了，他们就跟人到新疆去摘棉花，再后来，他们就在郑州和开封一带卖
血。“俩口子好歹挣了点钱，托人送回来一千块钱。后来，不能卖了，也不回家，在城
里做生意，说是把养猪欠的贷款还清了再回来。”老奶奶的话语总是被泪水冲涮着。
“去年，听村里的人说儿子病了，我就到郑州去接他回来，回来不到两个月，就死了，
他一死，媳妇也开始病了……。”
　　年轻的夫妇在村头的坟地里，再也看不到这日夜流淌着的泪水了。他们也无法知道
为了能让年仅9岁的建龙继续上学，老母亲让老伴到学校去磕头，而最终得到的结果是
从160元的学费里减免40元。
　　老奶奶一遍又一遍地擦干她的眼泪，最后，她两眼空空地对着屋子说：要不打着精
神往前过，咋办？我俩一伤心死了，这孩子可咋办？
　　〖迷雾中的文楼村〗
　　2001年8月10日，中新社报道：8月4日，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组赶赴河南上蔡县芦
岗乡的文楼村。此次由卫生部、民政部组成的工作组，在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的率领
下，会同河南省副省长李志斌等地方党政领导一同入村，开展慰问及医疗救治工作。
　　这一行动确认了艾滋病在河南农村存在的事实，同时，也把这一蔓延的灾难浓缩到
了文楼这个在过去的一年里不断被海内外媒体披露的小小的村庄里。
　　一年以前，在我去文楼村的时候，高耀洁嘱咐我：去看看吴笼，看看她的病情怎么
样了，给她的孩子威威带点吃的。这孩子可怜，才两岁半，也感染了艾滋病。
　　到了村里，路边的村民告诉我，吴笼已经在头一晚死了，在她家的院子里，小威威
被奶奶抱在手上，身上还穿着白色的孝服，那些刚刚送葬回来的男人们一个个沉默地蹲
在墙角边或者屋檐下。
　　沉默的村民对于外界的来访也保持着沉默，也许是因为还未从悲伤中解脱出来的原
因，但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因为担忧，有些欲言又止的村民总是抬起头来，怯生生地望
着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在他严肃的表情下，村民们始终不敢提一句村里艾滋病的情
况。
　　那位表情严肃的年轻人叫孔XX。据到过文楼村多次的高耀洁介绍：他是村里读过书
的一位热血青年，曾经不断地给她写信，汇报村里的疫情。在他的一封信里，他也谈到
了他对于这个即将被艾滋病摧毁的村子的担忧，他甚至提到，等他攒够了钱，他要上北
京，到国务院信访办去上访。
　　这样的一个青年，在我们提及艾滋病的时候，却矢口否认，说“那是谣传”。身边
另外一位愤怒的中年人指天咒骂前一阵报道了文楼艾滋病情况的记者，说他是“丧心病
狂，为了挣稿费，把整个村子的名声都搞脏了”。他说：“现在，村里的人到外面卖菜
都没人要。”
　　后来，高耀洁对我说：孔XX也是没办法，是村干部，乡里、县里给他压力。再说，
他怕这事传出去了，村里的人无法生活，人们都认为这是见不得人的病。
　　文楼村仅仅是河南上蔡县的一个普通村庄，它最早被外界知道的原因是：武汉的桂
希恩教授数次到村里义务为村民检测，向外界公布了他的结果：第一次从村里提取了11
个人的血样，有10例检验出呈阳性，第二次提取了140人的血样，有80多例呈阳性。再
后来，他第三次去的时候，他所提取的血样被当地的政府部门没收，结果是当然不被外
界所知。
　　五年来，一直为帮助艾滋病人而来往于各个村庄的高耀洁估计：从90年代初开始，
河南大兴“血浆经济”，全省卖血人口（包括98年《献血法》实施前和实施后）达到
100万。
　　一年多来，在中原的这片土地上，我已经到过开封、商丘和驻马店一带的一些村
庄。在任何一个村庄里，艾滋病人和他们的家人都生活在一种无知无望而又无助的黑夜
里。
　　病人没有钱看病也没有艾滋病的知识，而去村里送药送书的人一旦遇到政府部门的
工作人员，又往往被扣押。
　　村里卖过血而还未发病的人总是不去检查，理由也总是：检查太贵，要100多块
钱，还要加上到城里的路费。而像桂希恩教授这样到村里义务检查的医务人员又总是被
赶出去，他在文楼村的最后结局是：被打，被罚跪。
　　我曾经在一个正在死人的村庄里打电话给上蔡县防疫站，询问防疫站掌握的艾滋病
情况，接电话的人厉声地说：什么艾滋病？这里没有艾滋病。谁批准你来的？通过卫生
部门了吗？
　　高耀洁曾经不止一次说过：河南的艾滋病情况，如果再不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
那将有可能成为国难。
　　中科院院士曾毅也一再警告：中国能用于截制艾滋病的时间和机遇已经不多，若不
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小小的文楼村，在被“轰炸”过一阵之后，又归于它死一般的寂静和绝望。政府新
开设的艾滋病诊所也仅仅像一块高大的牌匾，上面写着“文楼艾滋病村”，将即将死去
的人们挡在里面，也将关心或者是恐惧它的人挡在了外面。曾经轰动一时的村庄又开始
渐渐地被遗忘了，那里的灾难也不再被别人谈起。
　　“中国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北京的代表说: “中国的艾滋
病已经走上了它的‘高速轨道’，政府部门所公布的60万人数仅仅只是这个轨道上的起
点。”
　　而联合国的发言人在去年的国际艾滋病日上就呼吁：除非立即采取行动，否则到
2010年，中国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将至少达到一千万。
　　应该有某些人来承担起责任！为人类历史上这一最大的“血”案付出应有的代价！
为死去和即将死去的几十万，上百万的生命忏悔！
　　高耀洁一针见血地说：在河南，艾滋病不是什么其他的问题，是腐败的问题。在
中原的大地上，始终折磨我的问题是: 当年，那些血站的血都流到哪儿去了？而用他们
的血浆制作出来的血制品又都卖到哪儿去了？
　　文楼村在我的印象里总是烟雾弥漫，也许是我离开那里的时候已经是傍晚的时分，
而下了一整天的雨也刚刚停止。我惊异地发现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圆圆的月亮，我在
想，文楼村村头的那棵高高的杨树上，是否也有这么一轮圆月，安祥地照着这个村庄？